论元代《诗经》学疑古之风的减弱

   有宋一代,疑古辨伪之风大兴。就《诗经》学领域而言,自欧阳修《诗本义》怀疑《诗序》肇始,开创了疑古惑经的一代风气,勇于挑战古人的怀疑之风也成为了宋人的时代精神。欧阳修、苏辙、郑樵、朱熹等人均因富于怀疑精神而成为《诗经》宋学的代表人物。作为《诗经》宋学的余绪,元代《诗经》学对宋人的怀疑精神也有所继承,如对《诗序》的怀疑及元代《诗》家对《诗经》和《诗集传》中的讹误之处有所辨析等。不过较之大胆怀疑一切的宋人,元人的怀疑精神已大大减弱,其《诗》学风气也体现出了保守的一面。 
  一、疑古范围的缩小 
  《诗经学史》曰“宋人疑经、改经,范围之广、历时之长、参与者之多、触动面之大,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王朝中,在我国的经学史上,真是绝无仅有,其直接间接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1诚如洪湛侯所说,宋人对怀疑前人成果的范围十分广泛,《诗》、《书》、《礼》、《易》、《春秋》,诸家传说,历代疏解无不受到宋人的质疑和重新审视。就《诗经》学领域而言,前代的《诗经》学成果无不成为怀疑的对象;《诗经》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诗序》问题、作者问题、成书时间问题、诗六义的解读问题、赋、比、兴之体的论定问题、孔子删诗问题等,均有不少《诗》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过质疑;宋人对《诗经》本身的音训、名物注解、训诂、诗旨解读、诗歌艺术手法剖析等方面的质疑更是不胜枚举。可以说,宋代《诗经》学将宋代以前的《诗经》学史又重新审视一遍,破旧立新,从而造就了充满怀疑精神的《诗经》宋学的辉煌。较之怀疑一切的宋人,元人怀疑的范围狭窄了许多。就《诗经》学领域而言,元人怀疑范围的缩小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由宋人对前人的全面怀疑转变为以怀疑《诗经》汉学为主。元人《诗》学著述中,对《诗经》汉学的怀疑是较为普遍的,如刘瑾、许谦、朱公迁等人的《诗》学专著中出现了大量驳斥郑笺、孔疏的部分,而对于宋代《诗》家尤其是对朱学一脉《诗》家著述的怀疑却少了很多。由此可见,元人对前人《诗》学成果的怀疑是有所选择的,其范围主局限于宋代以前的《诗经》学著述。二是对《诗经》基本问题的怀疑有所减少。元人在对待《诗经》基本问题时,主是辅翼朱子之说。因此对于朱熹所论定的《诗序》存废、《诗序》的作者、诗六义、赋、比、兴之体等问题元人大多持遵从态度,不再怀疑,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进展不多。只有少数《诗》家如马端临等对朱子之说提出过质疑,不过可惜的是马端临虽然怀疑宋学,但其高举尊《序》大旗,这是笃信汉学的表现,其怀疑精神亦显不足。三是对《诗经》疏解的质疑有所减少。有元一代《诗》家著述,大多数是为辅翼朱熹《诗集传》而作,为《诗集传》增益补缺是元人着力之重点。因此,对于前人的注疏,元人持择善而从的态度,前人的优长是其关注的重点,对于其谬讹失误之处则谈及不多。元人关注点的局限性,使其审视前人成果的范围大大缩小。由上述可知,元人怀疑范围的缩小,直接导致了学术视野的狭窄与学术观念的保守。马宗霍《中国经学史》评价曰“宋末元盛之时,学者于六经四书,纂订编缀,曰集义、曰附录、曰纂疏、曰集成、曰讲义、曰通考、曰发明、曰纪闻、曰管窥、曰辑释、曰章图、曰音考、曰口义、曰通旨、棼起猬兴,不可数计。六经注脚,抑又倍之,兹相立名,则其依人成学,鲜所心得,不待读其书而固可知也。”2诚如其说,元人怀疑范围的缩小,是导致元代《诗经》学裹足不前,成就不高的重原因之一。 
  二、疑古精神的消减 
  有宋一代,疑经改经蔚然成风。宋人对前人学术成果怀疑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怀疑精神已在宋人的思想深处根深蒂固,几乎成为其立论为说时的一种本能。受尊朱宗《传》风气的影响,元人对前人的怀疑精神大大减弱。如果说宋人是先怀疑,后立论,最后成一家言的话,那么元人则是先立论,偶有疑问,则做辨析正误,最后只能是成为《诗集传》一家之学的附庸。 
  关于宋元两代《诗》家怀疑精神的差异,可以从其审视前人之说的方式上来考查。宋人袁燮曰“学者读书,不可无所疑,所谓疑者,非只一、二句上疑也,当疑其大处。”3杨简亦曰“学必有疑,疑必问,欲辨明其实也。”4朱熹也曾说过“读书无疑者,须叫有疑。”5由此可见,宋人主张,治学先从怀疑开始,有疑才能对是非得失有所辨明。元人治《诗》,以辅翼维护朱说为先,其怀疑力度自然不大。元代《诗经》学大家刘瑾除了对《诗序》问题及前人的注疏有所怀疑以外,对朱子的解《诗》之言,几乎是完全遵从,充分体现出了其怀疑精神的减弱。许谦是元代《诗》家中治《诗》思想较为开放的一位,其《诗集传名物钞》指出并纠正了前人在名物注疏及音训方面的失误,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元人的怀疑精神,颇有成就。然而,许谦在对待师传之学时,却显示出了怀疑精神减弱的保守一面。许谦是宋人王柏的再传弟子,王柏作“二南相配图”,移《甘棠》、《何彼秾矣》于《王风》,而去《野有死麕》,使《召南》和《周南》一样,也达到了十一篇。王柏这种擅改诗文编次的做法,师心自用,不足为取。但是许谦笃信师说,将王柏的“二南相配图”也列入自己的《诗集传名物钞》中,这一做法受到后人的大力挞伐。许谦能够疑郑驳孔,却不敢怀疑师说,充分体现出了元人怀疑精神的减弱。又如元代《诗经》学代表人物之一的胡一桂,其《诗集传附录纂疏》亦指出了前人不少的讹误,体现出了其怀疑精神。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胡一桂在申说朱熹论定的“淫诗”时,兼存《诗序》之说。这说明,胡一桂对朱熹所认定的“淫诗”并不完全认同,但胡一桂并未对朱熹的“淫诗”论提出正面质疑,而是采取《传》说与《序》说兼存的折中办法。胡一桂的这一做法较之大刀阔斧疑经改经的宋人,显示出了其怀疑精神的不足。元人对朱熹之说质疑较多的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但马端临质疑朱熹之说乃是为了推崇汉学,其怀疑精神与宋人也相去甚远了。总而言之,元人除马端临对朱熹之学有所质疑外,其余《诗》家对《诗集传》纵有辨析正误,亦是对《诗集传》中解释不当、引用失误之处加以考辨订正而已,其真正的目的仍在于为《诗集传》增益补缺,这种小修小补的解《诗》方法较之宋人疑经改经之风已相去甚远。
  元人质疑前人注疏的出发点,不是为了破旧立新,而是为了彰显朱子之学,为《诗集传》一家作增益补缺,即便少数《诗》家不以朱熹《诗集传》为宗,也失去了宋人质疑一切,疑经改经的魄力。怀疑精神的减弱,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元代《诗经》学的固步自封,这也是元代《诗经》学难以实现对前人的超越的重原因之一。 
  三、创新能力的不足 
  宋人疑古惑经,超越前人旧说之处颇多,突破创新也因此成为《诗经》宋学的重特征之一。朱熹为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所作序言中曾说到“唐初诸儒为作疏义,因伪踵陋,百千万言而不能有以出乎二氏之区域。至于本朝,刘侍读、欧阳公、王丞相、苏黄门、河南程氏、横渠张氏,始用已意,有所发明。虽其浅深得失,有不能同,然自是之后,三百五篇之微词奥义,乃可得而寻绎。盖不待讲于齐、鲁、韩氏之传,而学者已知诗之不专于毛、郑矣。”6诚如朱熹所说,宋代《诗》家著述中,不乏一些特点鲜明之作。如欧阳修的《诗本义》、苏辙《诗集传》、郑樵《诗辨妄》、朱熹《诗集传》等均是颇富创见的生新之作。自朱熹《诗集传》以降,从辅广《诗童子问》开始,《诗经》学领域开始出现尊朱崇《传》的《诗》学风气。到了元代,这一风气愈发明显,有元一代的《诗经》学几乎成为朱熹《诗集传》的一家之学。元人解《诗》,大多以《诗集传》为宗,取得的《诗》学成就以增益补缺之功为主,对前人的突破不多,体现出了创新能力不足的时代特色。 
  《诗经学史》曰“宋人治学,喜欢采用辨伪方法,不仅研治经学如此,研治史书、诸子及其他学科,亦莫不皆然。因为敢于质疑和考辨伪妄,就很少墨守成说,这在客观上必然会促进学术研究的繁荣和发展。”7诚如洪湛侯所说,宋人在学术上的创新是源于其思辨学风及其怀疑精神。而元人由于过度尊崇一家之说而放弃了质疑和考辨的治《诗》方法,相反,元人从各个角度、不同层面对朱熹《诗集传》予以阐申发挥,这必然导致创新的减少和个性的缺乏。今人赵沛霖也曾提到“有元一代紧承宋后,自然也就形成朱熹一家之学独擅的局面。学术领域一旦盛行权威崇拜,学术活力就会立即消失,自由争辩随之偃旗息鼓。更何况元人所崇拜的不止是一代《诗》学巨擘,更是公认的得圣人之心传的理学大师。元代《诗》学唯宗朱《传》,少见异说,严重流于封闭化和狭隘化,极大地束缚了元代学者的创造性和开拓精神。……这种在前人所划定的圈子内摸索,走前人的老路,重复相同的模式,最终导致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少有创新的状况,实在值得深思。”8赵氏所言极是。 
  关于元人创新能力的不足,《四库全书总目》也有所提及。如其说“有元一代之说《诗》者,无非朱《传》之笺疏”9;评价刘瑾“其学问渊源出于朱子”,其书“大旨在于发明《集传》,与辅广《诗童子问》相同。”又曰是书“为朱《传》而作”,其中多有“委曲迁就”朱《传》之处10;评价朱公迁《诗经疏义》“为发明朱子《集传》而作,如注有疏,故曰《疏义》”又曰“其说墨守朱子,不逾尺寸”11;评价刘玉汝《诗缵绪》“其大旨专以发明朱子《集传》,故名曰《缵绪》。体例与辅广《童子问》相近”,又曰刘玉汝之言“虽未必尽合诗人之旨,而于《集传》一家之学,则可谓有所阐明矣”12。综合《四库全书总目》对元代主《诗》家著述的评价,可以看出,一方面元人的《诗》学著述大部分乃是为发明朱熹《诗集传》而作。研究对象的相同,治《诗》思想的相近,各家著述必然不能如宋人著作般富于特色,面目鲜明;另一方面,元代《诗》家在不同程度上皆有固守朱子之学的治《诗》倾向。守旧的思想,保守的态度,各家著述势必难以实现对前人的突破与超越。由此可见,限于时代风气,元人开拓创新精神不强,这也是元代《诗经》学难以产生如宋代《诗经》学中那么多《诗》学成就突出、特色鲜明之作的重原因之一。 
  由上述可知,较之怀疑一切的宋人,元代《诗》家怀疑前人之说的范围大大缩小;与宋人疑经改经的魄力相比,元人又显得怀疑精神不足;固守一家之说的保守思想倾向又导致了元人的开拓创新精神不足。总而言之,元代《诗经》学,是朱熹《诗集传》一家之学一统天下,元人怀疑创新精神的减弱,导致了元代《诗经》学既无名家辈出,亦乏鸿篇巨制的尴尬局面。元代《诗》家著述的“千人一面,千部一腔”的时代特色体现出了有元一代略显保守的学术风气,同时也说明了元代《诗经》学的时代局限性。 
  注释 
  1《诗经学史》,洪湛侯著,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85页. 
  2《中国经学史》,马宗霍著,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32页. 
  3《絜斋家塾书钞》,袁燮撰,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57册728页. 
  4《慈湖遗书》,杨简撰,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6册696页. 
  5《朱子语类》,黎靖德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6页. 
  6吕氏家塾读诗记》,吕祖谦撰,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3册323页. 
  7《诗经学史》,第292页. 
  8《<诗经>学的神圣化与元代<诗经>研究》,赵沛霖撰,中州学刊2002年第1期. 
  9《四库全书总目》,永瑢等撰,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8页. 
  10《四库全书总目》,第126页. 
  11《四库全书总目》,第127页. 
  12《四库全书总目》,第127页. 
  参考文献 
  1洪湛侯.诗经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2马宗霍.中国经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3袁燮.絜斋家塾书钞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版. 
  4杨简.慈湖遗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黎靖德编.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6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版. 
  7赵沛霖.《诗经》学的神圣化与元代《诗经》研究M.郑州中州学刊,2002年第1期.
  8永瑢等撰.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 
  作者简介崔志博(1981—),男,河北平山人,文学博士,邯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樊兰(1981—),女,河北新乐人,文学博士,邯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基金项目2012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HB12WX025。2014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课题编号2014031701。

  

Copyright Themeglory. All rights reserved. | Powered by Themeglory